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人痘术和牛痘术发明、传播及应用的情况，系统回顾了天花疫苗的发展史——从中国古代人痘术的发明到全球推广牛痘接种，肯定了牛痘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及其在天花预防中的关键作用。从人痘术西传与牛痘术东渐，分析了医学传播的路径与特点，强调医学新发明的重要性，无论是人痘术还是牛痘术，在其传播与应用的过程中，均体现出本土发展和文化适应的调和性。天花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消灭的传染病，消灭天花的成功经验显示出全球合作在疾病防治中的必要性，彰显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目标的前瞻性，展现出科学、医学与文化在全球健康中的作用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人痘术；牛痘术；天花；医学史

一 中国古代对天花的认识

中医认为天花属于儿童时期易感的四大重疾，即“痞痘惊疮”之一，近代微生物学发现其病原体为天花病毒。该疾病具有高致死率，即使幸存者能够康复，其面部亦常留下永久性疤痕。因此，天花对人类健康危害颇大。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均没有关于天花的确切记载。一般认为，中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中。该书记载当时流行一种疫病，头面部生疮，很快遍及周身，看起来像火疮，疮顶有白浆，病情严重，难治愈。即使侥幸存活，也会留下紫黑色的斑，很久才消失。也有说此病是建武年间南阳击虏所得，因此也称之为“虏疮”。

隋代医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的“伤寒诸病候”下，有两小节记述了痘疮。其中“伤寒登豆疮候”记载，有白脓的疮“毒轻”,黑紫色的疮“毒重严重者五脏七窍都会生疮，其疮形如登豆，称为“登豆疮”。巢元方认为发病原因是“热毒所为”，属于伤寒的一种。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有“治人及六畜时气热病豌豆疮方”和“治热病后豌豆疮方”，或用植物汁外洗或汤剂口服。在唐代医书《外台秘要》和《医心方》中，也都记载了治疗天花的药方。可见，对于危害生命的天花，医家努力探索病因，并积极寻找治疗此病的方法。

宋代大型官修医方书《太平圣惠方》中，卷十四“治伤寒发豌豆疮灭瘢痕诸方”卷十五”治时气发豌豆疮诸方”，专论天花和消除痘痕的方法，说明中国宋代天花仍有流行。至北宋末期，痘症患者逐渐集中于儿童。宋代另一部大型官修医书《圣济总录》卷一百六十九专论“小儿疮疹”，说明此时患病人群多见于小儿，可能成人多已具备了抵抗力。关于病因，记载:“微者，其邪在府，发为细胗，状如蚊喙所螫，点点赤色，俗号麸疮。甚者，其邪在藏，发为豆疮，状如豌豆，根赤头白，穴出脓水，俗号疱疮。”《圣济总录》认为天花的病因由伤寒引发，脏腑积热所致，如果六腑受邪症状较轻，称为“麸疮”；五脏受邪，症状较重，称为“疱疮”。

北宋儿科医家钱乙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最早的儿科学专著，卷上脉证治法有“疮疹候”:“小儿在胎十月，食五脏血秽，生下则其毒当出。故疮疹之状，皆五脏之液。”③ 在中国古代，母亲怀孕的身体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在钱乙看来，痘疮是胎儿吸食了母亲身体内“五脏秽液”所致，母亲身体的“秽液”侵人小儿脏腑的不同部位，导致小儿出现斑疹、水泡、脓疱。这是宋代关于天花病因的新认识，也是胎毒说的雏形。宋代医家陈文中的著作《小儿痘疹方论》是中国第一部小儿痘疹专著“夫小儿在胎之时，乃母五脏之液所养成形也，其母不知禁戒，纵情厚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气传于胞胎之中，此毒发为疮疹，名曰三秽液毒。”该书延续了痘疹是母亲“五脏秽液”所致的观点，并将“秽液”分为三种，即脏腑的秽液、皮膜精肉的秽液、气血骨髓的秽液，认为每种“秽液”引发不同的疱疮。

金元四大家对痘疹均有论述，其中以朱丹溪的《幼科全书》最为著名。该书提出“胎毒”概念:“痘本胎毒，号曰天疮，传染由于外感，轻重过于内伤。” 朱丹溪认为小儿是否患痘疮，取决于是否外感;痘疮是否严重取决于“胎毒”的程度。明代，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天花流行，“疮疹之候，或间数年而发，或发则连年不已”，痘疹几乎无人能免。在病因方面，胎毒外感说得到更多医家的支持。万全的著作《秘传片玉痘疹》《世医痘疹心法》，龚信的著作《古今医鉴》申斗垣的著作《外科启玄》，龚廷贤的著作《寿世保元》，张景岳的著作《景岳全书》均持这种观点。

《肘后方》记载:元徽四年(476)，“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清代温病学家王世雄曾患天花，险些丧命。《王氏医案》记录，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起天花流行，小儿获救者不足一半，每日小儿因天花而死的人数以百计。可见天花在清代的发作依然很频繁，死亡率居高不下。

二 人痘术的发明与流传

在消灭天花的征途中，中国为世界人民贡献了智慧。范行准、马伯英、张一鸣、邱仲麟等很多学者都就人痘接种术历史做过专门的研究。中国发明的人痘术起源时间至今众说纷纭，一说始于唐开元年间(712~756)江南赵氏传鼻苗法，一说始于北宋真宗时期(998～1022)四川神医(或峨眉山天姥)传授，但至迟于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在安徽宁国府太平县一带已发明人痘接种术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公元16世纪中叶，人痘术在中国已普及。

关于人痘术的接种方法概括起来有四种，分别是：(1)痘衣法，即把天花患者穿的内衣或涂有痘浆的衣服给未出过天花的健康者穿，以引起轻度感染而产生免疫力，但清代医书《医宗金鉴》认为“痘衣多不应验”，“断不可从”；(2)痘浆法，即用棉花团蘸天花患者的痘疮浆液，塞入未出天花者的鼻腔内，崇祯十五年(1642)张自烈在《字汇辩》中最早记载了人痘术中的鼻苗法；(3)旱苗法，将康复期天花患者痘痂精细研磨后，通过银质管道吹入未感染天花个体的鼻腔中；(4)水苗法，即将旱苗法中的痘痂粉用水浸湿，随后利用棉花蘸取该混合物并置入未感染天花个体的鼻腔中。该技术涉及采取天花患者的痘痂或痘浆，通过人为方式诱导健康个体产生轻微感染，旨在激发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反应，从而实现预防天花的目的。此方法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中“以毒攻毒”理念的应用。

鉴于已有很多学者对人痘接种术起源问题和接种方法进行过研究，所以本文不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术来预防天花，但是到了清代，天花在中国的流行依然猖獗，可见人痘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花流行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至清代，中国人已经普遍知道可以采用种人痘的方法预防天花，而此时的西方国家依然对天花的流行束手无策。所以，若从世界范围来审视天花流行及应对天花流行的措施，中国的人痘术尽管还不能百分百尽如人意，但已经属于当时预防天花的先进方法。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人痘术普及以后，由于缺乏对痘苗检验的技术手段和对种痘者的监管措施，种痘失败甚至以假苗乱真苗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关于人痘接种术的有效性、安全性，人痘接种覆盖的范围，人痘接种术的监管，民众对人痘接种术的接受程度和支持程度，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 人痘术传出中国

康熙二十七年(1688)，俄国悉知中国的人痘法后，专门派出医师到北京学习人痘术。俞正燮成书于道光年间的著作《癸已存稿》记述：“康熙时俄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建业。”尔后，人痘接种法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在该时期，人痘接种技术亦自俄罗斯传播至突尼斯及非洲的若干区域。而天花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蔓延恰逢非洲黑奴贸易的繁荣阶段，人痘接种技术降低了黑奴群体感染天花的风险。

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M.L.Montague，1689-1762）曾遭受天花感染导致眉毛脱落并留下麻脸痕迹，其弟亦因天花感染不幸逝世。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目睹当地居民为儿童实施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的实践，认为该预防措施具有显著效果。因此，她于1716年3月19日在君士坦丁堡亲自为3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做了人痘接种，并把该术引入英国。1718年，蒙塔古夫人回到英国。1721年，伦敦爆发天花疫情，死亡率极高，“100 人中有 95 人得病，7 人中有1人死亡”。鉴于天花的惨烈蒙塔古夫人再次给她的女儿接种人痘，并请伦敦市民和医生观摩。凭借英国国王的支持，人痘术很快盛行于英国，并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及印度等地。1721年，人痘接种术传人美国。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下令，要求自己的家人和军队都要施种人痘，以预防天花。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因为儿子死于天花，也大声疾呼在美国接种人痘，

实际上，人痘接种术对施种者的水平是有较高要求的。人痘接种前要求施种者对接种者采取放血、泄泻、减食等一系列措施，致使接种者处于衰弱状态。如果施种者水平高，严格按照程序施种，人痘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西方国家在推行人痘接种术时，较多地采纳了痘浆法这一操作方式，即从自然感染天花的患者疱疹中提取疱浆，随后在健康儿童的臂膊上划破皮肤，以此进行接种。然而，多数西方的种痘医师并未能如同中国的种痘医师那般，达到相应的专业水准与实践效果——他们并未选择“连种七次，精加选炼”的熟痘苗接种，所以如果所用人痘苗是毒力极强的浆液，反而会使接种者发生重症天花，严重者会丧命。如果接种者因为接种人痘成为新的天花传染源，势必会诱发天花的流行。因此，接种人痘虽然可以起到预防天花的作用，但也存在引发天花的危险。寻找更简便更有效的防止天花流行的技术和方法是必须继续完成的任务。

在疾病面前，人类一直寻找措施，顽强抵抗。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明的一些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比如人痘接种术。但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时候，任何有效的方法，甚至有风险的方法也会受到欢迎，也会被传播，被应用。人术的发明、国内应用、国外传播，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医学新技术和新发明被应用的过程中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在缺乏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医生的道德、医乃仁术的思想，成为衡量医生好坏、技术好坏的重要标尺，

四 牛痘法的发明

在18世纪的欧洲，天花每年导致约50万人死亡，成为致死人数最多的疾病。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均无法幸免于天花的侵害。病情较轻者可能面临毁容或失明的风险，而病情严重者则可能丧失生命。此时虽然有人痘接种术传至英国，但并非所有接种人痘者都能逃脱天花。

1796 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nd Jenner，1749-1823)在中国人痘术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法，发现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经过观察与试验，确认了牛痘预防天花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和人痘术相比，牛痘法操作更方便，安全性高，范行准称其为人类“人工免疫法的开始，它在预防医学史是一件惊天动地之事”。

爱德华·詹纳出生在英国格洛斯特(Gloucestershire)伯克利(Berkeley)。5 岁沦为孤儿，由兄长抚养成人。在其童年时期，詹纳即对大自然表现出了浓厚的好奇心，频繁地投入大量时间搜寻化石，探索田鼠洞穴等自然现象。他对自然史与动物生物学的深切兴趣，为其日后理解疾病在人类与动物间的跨物种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承担医学院校昂贵的学费，14岁时以学徒身份跟随药剂师丹尼尔·勒德洛(DanielLudlow)学习医学知识。21岁结束学徒生涯，前往伦敦求学成为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82-1793)在圣·乔治医院(St. George's Hospital)的首批学生之一，系统地研习了包括解剖学在内的医学知识体系。亨特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擅长激发学生的思考与积极性。他向詹纳提出建议，告诫其不应沉溺于空想之中，而应通过实验操作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这种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对詹纳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奇平索德伯里(Chipping Sodbury)是英国第二大奶酪市场，在天花疫情肆虐的时期，多数人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天花疤痕，然而几乎所有在奇平索德伯里从事挤奶工作的女工，都拥有细腻无瑕的肌肤。当时仍为学徒的詹纳，在奇平索德伯里偶遇了一位挤奶女工，这位女工向詹纳提及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那些曾经感染过牛痘的人将不会再感染天花。起初，詹纳对此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但随着其知识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他逐渐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新发现。詹纳花费21年的时间，对天花做了系统的研究。他深入牛奶厂对患过牛痘的女工进行调查，这些研究使詹纳弄清了两个问题:第一，当时人们所说的牛痘其实包括牛的两种疾病，其中之一对人天花有预防作用:第二，牛痘只有在疾病的特定阶段才对预防人天花有作用。这些重要的观察为牛痘接种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1796年5月14日，詹纳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试验。尼尔美斯(Sarah Nelmes)是一位挤奶女工，被主人家的牛感染了牛痘，她的一只手被感染出现了巨大的脓疱。詹纳首先从尼尔美斯手臂上的牛痘脓疱中取得痘浆，然后将痘浆接种到一名8岁的健康小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s)的手臂上。三天后菲普斯的手臂接种处出现小脓疱，第七天菲普斯的腋下淋巴结肿大，第九天菲普斯开始低烧，略感全身不适，但不久接种部位结痂，仅留下了一处小疤痕。六周以后，詹纳冒险进行了对比试验。他给菲普斯接种了取自天花患者脓疱的脓液，试验结果令人振奋，菲普斯没有患天花，这个结果证实了詹纳的预想“接种牛痘是可以使人类对天花产生抵抗力的”。世界上首次人体接种牛痘的试验成功了，后来詹纳又进行了多次试验，均收到良好的效果。詹纳激动地向他朋友爱德华·加德纳(Edwan Gardner)描述了自己的试验，并表示要以加倍热情继续进行实验。

1797年，詹纳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牛痘病例汇总分析，提出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并用多个案例事实证明了他的观点，但是皇家医学会认为詹纳的证据不够充分。为验证其论点，詹纳对其年仅 11个月大的儿子实施了牛痘接种。1798年，时年 49岁的詹纳进一步将牛痘接种的病例范围扩大至 23 例，基于此研究数据，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牛痘产生原因及作用的调査》(An Ing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ectsof te Variolae Vaccinae)，该研究在医学领域获得的评价两极分化。部分专家对该项研究的结论持批评与质疑立场，而另一部分专家则对该研究结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有研究者重复进行了詹纳的试验，所得结果与詹纳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1799 年，詹纳发表《关于牛痘的进一步调查研究》(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Va-riolae Vaccinae)，1800年出版《牛痘的事实与观察的延续》(A Continuation of theFact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Variolae Vaccinae or Cow Pox)，1801年发表第三篇论文《疫苗接种的起源》(The Origin ofthe Vaccine Inoculation)。这三篇论文充分论证了牛痘接种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菲普斯是勇敢的接种者。他在52岁时再次接种天花脓液，安然无恙。菲普斯为詹纳提供了证据，证明接种牛痘是安全的。1806年，英国流行天花，国王询问牛痘预防天花的情况。皇家外科学会报告在164381名接种者中，3人死亡，56 人发生天花，66 人出现皮肤疾病，24人接种处感染。在牛痘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牛痘几乎不能称为疾病，牛痘引起的身体不适比天花轻得多，接种牛痘是预防天花的有效措施。

每年夏天，詹纳都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小镇为居民和游客接种牛痘。他每年都会前往伦敦推广牛痘接种术，还慷慨解囊，动用个人积蓄为当地贫困民众提供免费牛痘接种服务。1801年美国总统杰斐逊支持詹纳的发明，不仅让自己的家人接种牛痘，还把牛痘接种术介绍给北美的印第安人。1802年6月印度实现了第一次牛痘接种，1802年8月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首次实施接种牛痘，1803年携带牛痘疫苗的船只，从西班牙出发驶向南美和远东地区。就这样，牛痘疫苗于1810年到达丹麦，1811年到达挪威，1816年到达瑞典，1829年到达符腾堡，1835年到达俄国，1853年到达英格兰，1863年到达爱尔兰、苏格兰，1874年到达德国，1882年到达瑞士1885 年到达安大略，1887年到达匈牙利，1894年到达罗马尼亚，1902年到达法国。这些国家和地区陆续颁布了强制接种牛痘的法律。

詹纳是一位幸运的人。约翰·菲斯特(John Fewster)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是詹纳的朋友，他很早便注意到人痘接种在患有牛痘的人身上会失败；在詹纳以前，多塞特郡的农场主杰斯特(Beniamin Jesty)也知道用牛痘可以对抗天花，并给妻子和

两个儿子接种了牛痘；德国和法国的医生也注意到天花和牛痘之间的微妙关系。可惜他们没有将如此重要的发现以论文的方式公之于众，也没有对牛痘进行科学试验以今日的科学观点来衡量，詹纳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牛痘接种术的发明者。詹纳是位谦虚的人，他生前曾说“我没有创造奇迹，是大家给我太多的荣誉”。詹纳是位认真的人，他通过认真的观察和试验，认为不恰当的接种是导致二次感染的主要原因，他反复提醒牛痘施种者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操作，他专门写信希望种痘同行了解他的经验。

詹纳的牛痘接种试验的发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早60多年。在詹纳发表(1798年)首篇重要论文《牛痘产生原因及作用的调查》之后近百年，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才研制出狂犬疫苗(1890年)，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37年)巴斯德才发现了第一种有效的减毒活疫苗--黄热减毒活疫苗。直到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1954年)被带入现场试验，严格的双盲现场试验才成为评价疫苗效力的理想标准。回顾历史，更加彰显詹纳过人的观察、分析能力以及超群的预见能力。 爱德华·詹纳对生命持有极高的尊重态度，他将自己余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牛痘接种术的推广中。在那个医学知识匮乏、免疫学尚未起步的年代，詹纳凭借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大胆提出了关于免疫的假设，并通过严谨的实验验证了这些假设，有效地控制了天花这一致命性传染病，挽救了无数生命。詹纳不仅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更将维护生命健康视为己任，开创了免疫接种的新纪元。

五 牛痘法传入中国

在人痘术基础上改良出的牛痘术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扩大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嘉庆八年(1803)初，印度东印度公司总督收到一封英国急件，信中希望将英国已在印度施种的牛痘法推行到中国。于是总督建议有关委员会与中国清政府官员磋商办法。同年8月，英属孟买总督将一批痘苗寄给澳门东印度公司，10月寄达。经广东行商协助在澳门的中国儿童身上进行试种牛痘，但因此批痘苗已经失效而未获成功。

嘉庆十年(1805)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逊(AexanderPerson，1780-1874)和澳门医生一起，将澳门葡萄牙商人许威氏（Hewit）由马尼拉运来的一批“活牛痘苗”，带到中国南方，给数百中国幼儿接种，皆无恙。皮尔逊博士自费为民众接种牛痘疫苗，此举赢得了澳门居民的深厚敬意与钦佩。当时，天花在广东地区流行众多广东居民纷纷前往澳门，寻求皮尔逊博士诊所的接种服务。据统计，他一年之内给数千人施种牛痘。

因为有太多人需要接种牛痘，自1806年起，皮尔逊开始雇用中国助手，并教给中国助手种牛痘技术。皮尔逊说：“为了使牛痘传播更加广泛，我采取了最好的方式。我已经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的细节。他们在我的监督下为人种痘，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为人种痘。” 梁辉、张尧、谭国、邱熺等人都是第一批来学习种牛痘的助手，其中最出色的助手当属邱熺(1773-1851)。皮尔逊把牛痘术引人澳门时，邱熺未曾出过天花，见牛痘术有“不择天时，不烦禁忌，不延医，不服药”的优点，且易于掌握，便以身试之，果然效果很好，在家人和亲友间推行也“无不验者”。邱熺学成牛痘术之后，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

皮尔逊还编写了小册子《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详尽地描述了牛痘接种方法和注意事项，该手册由斯当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译成中文，广为流布。皮尔逊后又传授其法于中国生徒。重要者为海官。海官以后成为名医。“三十年间为人种痘，达一百万口。”尽管西人把牛痘法引人中国的目的是借此消解中国民众对西人的偏见，以便争取更大的中国市场，但客观上推动了天花预防，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民众认为西方医学只是在解剖学方面优于中医的成见，为后来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人奠定了心理基础。

六 牛痘法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中国的人痘医已经把人痘术发展到比较安全的程度,但在牛痘术传入中国之前，天花仍是儿童死亡的最重要疾疫。分析其原因：第一，人痘施种成本高，一般中国家庭难以接受，导致人痘施种率不高：第二，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人痘师缺乏。在牛痘术传人中国之始，中国人普遍对牛痘术抱有怀疑或抗拒心理，普遍认为人痘更优。一直到清末民初，牛痘的普及仍面临很大问题。在中国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广州、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对牛痘的接受度更大些。清代沈善丰在《牛痘新编》中，将牛痘不受欢迎的原因归于动了传统医师的奶酪：“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诚然，牛痘疫苗的推广对传统的人痘接种医师、儿科外科医生乃至药房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牛痘疫苗普及所面临的困难并不仅仅源于利益冲突，当时的社会传统观念同样使得广大民众对这一新兴医疗技术持保留态度。1892年7月18日，上海《申江新报》刊发题为《劝种牛痘》的文章，其中提到:“孩童用人痘旧法以痘痂吹入鼻中，一或不慎即至天亡。”自牛痘传入后，简捷妥当，保全孩童生命多若恒河之沙。竭力宣传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且有效。

为了使牛痘术顺应中国人的认知心理，有人从传统医学中寻找理据进行文化调适，在中国传播牛痘术最有影响的书籍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邱熺撰写的《引痘略》邱熺详尽阐述了皮尔逊在澳门与广州实施牛痘接种的情况，还将上臂接种牛痘的部位定为手少阳三焦经的消烁、冷渊二穴，用经络脏腑理论进行了解释。他把中国的传统中医理论与出痘后的用药护理相结合，显著提升了牛痘术的可信度。又由于皮尔逊在广州免费给居民种牛痘，加上邱熺设置“果金”送给接种牛痘的小儿，这样既吸引广大贫苦之家来种牛痘，又保证了疫苗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从而大大促进了牛痘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

道光十二年（1832年）《引痘略》。清·邱熺撰。

邱熺本非医生，其因供职于洋行而获得机遇，得以向皮尔逊学习牛痘接种技术。此后，他致力于在广州与澳门之间推广牛痘接种，因在牛痘接种领域的贡献而声名鹊起。邱熺《引痘略》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论述牛痘术的著作,“引痘”彰显了邱熺对牛痘术的文化调适与顺应态度。邱熺还利用经络学说解释牛痘施种于上臂，相较于中国人痘法中的鼻苗法更安全。邱熺在《引痘略》中，还指出痘是小儿脾脏中的胎毒，所以种痘可以引出胎毒：且牛与脾脏同属土，因而牛痘最易引出脾脏之毒。邱的这种解释在当时引起共鸣。《引痘略》以中医理论对牛痘术的文化顺应性阐释极为成功，大受国人欢迎，成为当时中国推广牛痘术最主要的方书。在《引痘略》之后，专论牛痘术的医书日渐增多，如《洋痘释疑》《种痘法》《引种牛痘方书》等。外籍痘师传授牛痘技术，本土国人学习种牛痘，翻译出版牛痘医书，以及国人自编牛痘医书，加之大众媒体对牛痘术的推介，这些措施共同促成了牛痘术在中国的推广。

牛痘术传入中国后，种牛痘的价格也让一般中国家庭望而却步。中国早期学习西医的医生黄宽(1829-1878)曾在海关报告，指出牛痘施种价格极为昂贵的问题，即便是针对穷人的施种费用也十分高昂。

面对天花的危害，虽然牛痘术比人痘术效果更好，但施种价格成为推广种痘的障碍。为破解这一困境，中国推出了施种牛痘的慈善机构牛痘局。牛痘局始于1810年的广东，道光年间《南海县志》明确记载：“迨(道光)十五年……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两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费，活婴无算。” 牛痘局免费施种安全性有保障的牛痘的行动，对经济状况较差的中国家庭十分具有吸引力，最早接受皮尔逊施种牛痘的主要是贫苦人群即证明了这一点。免费施种牛痘的举措对牛痘术在中国的推广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使种痘成为一种免费的社会福利事业。

除了免费施种牛痘，牛痘局还向有意学习牛痘施种术的人免费传授牛痘接种术。在中国传统医学的传统中，“秘而不传”现象很常见，掌握人痘术的医师也抱有同样的心理——“医书充栋，惟种痘之术不传，盖术家欲专其利，故秘其术，以自私也。”免费传授牛痘施种术的做法打破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陋习，为牛痘法推广提供了技术保障，培养了专门的种痘人才，对于牛痘术的传播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广州牛痘局不仅使广东地区种牛痘制度化，而且使广州成为中国种牛痘的中心，使牛痘术从广州向中国其他省份扩散，牛痘局很快散布到湖南、北京、苏皖(江南布政司)、福建、江西、四川、安徽等地区。牛痘局免费施种牛痘和免费传授施种牛痘技术的举措，为中国民众接受牛痘施种扫除了资金和技术障碍，收到了很好的天花预防效果。

随着牛痘局的增加，新问题也随之出现。牛痘局的数量虽然增加了，牛痘接种覆盖地域扩展了，但是对于新技术应用后的监督和监管并没有同步跟进，有些地方虽然以具有法律意义的公文给牛痘免费施种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没有及时制定民众必须接受牛痘施种的法律文件，政府强制推介种牛痘的手段也不明确。反观牛痘术发源地英国，1854年英国开始以法律的强制形式要求婴儿接种牛痘，促成英国的天花预防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七  研制中国自己的牛痘疫苗

中国最初生产的天花疫苗的毒株全部来自国外，依靠国外毒株标准生产的疫苗极为不稳定，中国依然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中。要想预防天花，中国人一定要生产出国人自己的天花疫苗。

1926年，北平传染病医院接收了一位天花患者——西北军士兵刘广胜。当时防疫处痘苗负责人齐长庆听闻后，从医院获取患者疱疹痂皮，研成粉末后接种到猴子皮肤上。猴子出痘后，再接种到另一只猴子身上。连续两代后，接种到家兔皮肤和睾丸上。五代后，转种到牛犊皮肤上。三代后，获得的毒株与日本天花疫苗相似，命名为“天坛株”。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防疫处南迁，李延茂负责将“天坛株”痘苗毒种转运至昆明，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国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

20 世纪 50年代初，中国启动了普及牛痘接种的计划，同时，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对生产流程进行了规范整顿，并制定了统一的痘苗生产和检定规程。中国生产的牛痘苗质量得到保障。

20世纪60年代初，以赵铠为首的科研团队找到了一个好办法——用鸡胚代替牛生产牛痘疫苗。这样一来，疫苗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细菌污染。他们还用事实证明，用200个鸡胚培养出来的疫苗，效果和一头牛培养出来的疫苗一样好。当时国际上大多仍在使用牛来培育牛痘疫苗，而中国已开始用鸡胚培养牛痘疫苗，在牛痘疫苗的生产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只有提高牛痘疫苗质量，才能保证接种效果。中国先后开发出耐热的液体痘苗冷冻干燥痘苗等，均有利于痘苗推广普种工作。此外，从群体层面上预防控制并消灭天花，离不开党和政府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及贯彻执行力度。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病其最终控制依赖于政策指导下的全民疫苗接种。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同年卫生部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宣传，种痘活动逐年深入。1962年，中国修改了种痘办法，使种痘活动更加规范化、常规化。1970年初，虽有报告天花病例，但经核查，最终都排除了天花。

八  全球联合消灭天花

科学与文化的交流是无法阻挡的，种痘技术的传播与天花的消灭，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澳门成为中国内地和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17 世纪，中国的种痘技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牛痘接种技术又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从澳门传到了中国内地。在当时，西方文化经由澳门一区传入中国内地，其中包括了牛痘接种技术、人体解剖学等西医科学，以及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地图学、物理学、水利学、建筑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美术和音乐等多个学科领域。与此同时，中国的优秀文化诸如儒家哲学、经济学、古典文学、语言学、中医学、美术、建筑学、数学等，也经澳门一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传欧洲各个国家。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人痘接种术是中国人的发明，西传欧洲国家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东渐中国，也使中国人民获益。知识的文化流动是双向的，两者可以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促进互相利用，共同发展。纵然存在时间先后和地域障碍，但先进的知识总会被世界接受人痘西传与牛痘东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36 年，苏联首先消除天花。当时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已无天花流行，为了防止天花再次侵入，这些国家不得不每年仍要接种牛痘，可见消灭传染病必须采取全球行动。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设立特别基金，用于扩大消灭天花运动，当时苏联提供了大量牛痘疫苗，供应无力生产痘苗的国家使用。全球范围看，从1958年提出全球消灭天花的提案，南美洲于1971年消灭了天花，非洲的索马里于1977 年消灭了天花，成为最后一个消灭天花的国家。

1979 华世东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消灭天花。1980年5月28日，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全球已消灭天花”，这是人类向疾病做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件大事。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世界上多数国家停止了天花疫苗的生产，只有部分国家生产少量的储备疫苗。近年来，世界恐怖活动的升级加剧了人们对生物恐怖袭击的担忧。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天花疫苗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用于反生物武器研究和使用的重点。天花病毒被认为是最强的生物武器之一。由于天花疫苗已停止接种 40 余年，人们普遍缺乏对天花的免疫力,尤其是年轻人和儿童。另外，目前对于天花尚无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法，一旦天花暴发流行，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决议，世界上有两处实验室保留了天花毒株：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亚州科尔索沃国家病毒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和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于天花病毒危害巨大，对于实验室保存天花病毒这一举措，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天花病毒在保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泄漏风险，以及因此可能引发生物恐怖危机一直是引起科学争议和政治争议的核心问题。

天花生物恐怖的威胁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接种天花疫苗。某些国家已采取措施进行大量的疫苗储备，并已开始恢复接种天花疫苗。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立全球天花疫苗储备的建议。中国政府为应对可能的天花生物武器袭击，也采取了扩大天花疫苗储备的举措。因此天花疫苗的研发仍然在继续，同时疫苗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回顾历史，从人痘苗到牛痘苗，人类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其间经历了种种波折。

当人们称赞詹纳伟大的时候，昔日先进的牛痘疫苗已被科学家更新换代。

第一代天花疫苗为活病毒疫苗，是用牛痘病毒也称痘苗病毒(Vaccinia Vinus,VACV)制成的，因为天花的消除，这批疫苗已经在20世纪 80年代停止生产。传统疫苗的有效性在人类消除天花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但由于是采用感染动物生产制备的，存在被其他微生物污染的问题，提取物中伴随的动物蛋白可能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因此第一代天花疫苗会引起很多副作用。

第二代天花疫苗是通过组织培养制备的活病毒天花疫苗，用来源明确的细胞进行疫苗生产会减少细菌污染，提高天花疫苗产品的安全性。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了第一个组织培养天花疫苗的制备，效果良好。第二代天花疫苗保持了活疫苗的免疫原性，通过对生产条件的控制，减少了细菌、病毒、真菌等微生物的污染，因为也是在皮肤表面进行接种，其缺点是会出现特异性皮炎，免疫缺陷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副反应。

第三代天花疫苗为减毒活疫苗。科学家做了很多努力，通过连续传代获得减毒的病毒株，随着病毒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采用选择性基因缺失(基因重组)的方法制备高度减毒活疫苗等低致病性的病毒株，以适应免疫缺陷的个体和对疫苗接种有禁忌的人群。

新一代天花疫苗也称为亚单位疫苗，是诱导保护性抗体反应的新一代天花疫苗包括蛋白亚单位疫苗、DNA 疫苗和载体天花疫苗，更适用于存在免疫缺陷、皮肤病或心血管疾病，且野生毒株暴露或感染风险低人群的接种。亚单位疫苗的安全性虽然提高了，但其免疫原性和保护力可能会低于传统疫苗，因为亚单位疫苗仅含一种或几种蛋白或 DNA，缺乏对不同种天花病毒的交叉免疫作用。

医学历史的发展证明，疾病是复杂的，医学家的工作只是逐渐揭开了疾病的层层面纱。以天花为例，天花病毒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0rhopoxvinus)，是引起人天花的病原体。而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一样，同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所以猴痘病毒感染可以引发人畜共患病毒性疾病，临床上会出现与天花类似的症状，表现为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全球正痘病毒易感人群比例正在逐年上升，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2022 年猴痘的流行引发了人们的恐慌。

因此，了解历史非常重要，已被忘却的牛痘疫苗很可能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在痘苗发明的历史上，人痘苗、牛痘苗、新生代的天花疫苗，都是历史带给人类的财富。免疫接种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科学研究和历史经验表明，疾病并不可怕，医学研究总是走在与疾病竞争的道路上。在控制传染病的问题上，不仅要相信科学，同时要社会动员，更需要全球合作。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先进的科学为全人类所分享，医学知识不分中西，共同守护人类的健康家园是每一位医学人努力奋斗的方向。